“现代城市规划”呼唤理性思维
作者：王泓卫
我国的城市规划，尤其是都市规划，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世界城市史上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亮点。东周的临淄，秦汉的咸阳，隋唐的长安、扬州，两宋时期的平江、东京、临安，元代的大都，明清两朝的南京、北京，都是同时代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拥有过曾经的辉煌。
到了近代，由于国运不济，战乱纷连，民不聊生，加上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等因素，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持续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二战结束前后，欧美国家面对战后新一轮的发展，在城市规划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新中国也适逢这一时期成立），人类世界开始进入现代城市规划概念下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期。从此，现代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实现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成为全球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一切与此有关的各项建设活动。
一、建国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贡献和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在曲折中前进，出现并经历过两个高潮，一是1950年代，二是1978年以来近30年的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第二个高潮期，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也以很高的速度向前推进，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令世界瞻目的成就，在这些过程中，“中国版”现代城市规划出现了很多成功的实例，为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现代城市规划从理论、制度到操作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和差距。城市规划自身技术层面也存在着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形成的现实差距。在一些地方，研究和思考虑城市发展问题，编制与执行规划，特别是规划执行过程中经常是少数关键人士的感性认识或是施政激情在起主导作用，审慎而理性的思维不占主导地位。
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给城市规划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模糊的概念导致城市定位的巨大偏差，“国际化大都市”在一定时期内成了一种时尚，一度有超过100个城市提出国际化大都市的规划目标；“区域第几大城市”的提法在一些地方成了时髦，某些地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只寄希望于扩大城市规模来实现，导致城市非理性的无序扩张；摒弃功能分区概念，任意支配城市空间资源，在有些城市的上风上水方向出现了大片连绵的工业区，给城市未来的发展留下无穷的后患；由于城市布局的演进过程缺乏长期的思考和安排，“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造成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无序和杂乱无章；城市综合交通是城市的载体，是城市运行的平台，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中心城市，由于交通体系的不完整、不完善，导致“堵城现象”的周期化和常态化；与一些发达国家的都市中心区出现的“空城现象”相反，我国一些城市中心区出现了过度建设、重复建设的倾向，违背了城市分区合理布局、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原则，带来了使用上极大的不方便。城市开发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控制，在有些城市、有些街区几乎失控，在投资商获得超值商业利润的同时，业主的生活质量未必能够与自己的期望值相符；在有些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善待，大规模旧城改造的同时，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被破坏，城市文脉这一最能体现城市软实力的精神资源被人为的割断或舍弃，城市失去了自己的个性魅力。与此同时，信手拈来的一些所谓国际概念（威尼斯、香榭丽舍等）充斥于大中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千城一面，似曾相识，文化脱胎，自我丧失。”这一现象令人既无奈又苦涩……
从我国基本国情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上百年的近代历史中各项建设活动几乎陷于停顿。建国之初，面对尽快走出经济凋敝、百孔千疮的困难局面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国家采取了“先生产、后生活”等一系列决策与举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维系起码的国计民生。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知道“城市规划”这个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在温饱是天下第一大问题的现实中仍持有“传承历史文脉”的意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厚今薄古”的意念拥有主导地位，也容不得在这方面有半点的从容或选择的余地。
经过连续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积累起一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但是，一直到如今，城市规划领域某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关注和热议这些问题的存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规划设计部门都在努力地研究各方面的路径与对策，也取得了显著的改观，但是，城市规划工作中各种形式的主观行为仍是不断地发生，这种现象，决不仅只是发生在基层，而是存在于从农村集镇到中心城市的各个层面。理性缺失形成的一些弊端对现实中的城市规划产生的一系列消极作用，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必须尽力尽快地加以改变。
二、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建立与提升
在研究和思考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解一下西方（主要是欧美国家）在城市规划理念方面的演进过程，应该是有益的。
英国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之后，产业革命迅速普及到欧美各国，使得中世纪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发生了质的变化。从18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的发展无不与工业化发生密切的关系，随着大工业的建立，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由于缺少合理的计划，城市的规模快速扩大，许多城市成了功能混杂的工业区，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急剧恶化，出现了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绘的若干场景。加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为私人拥有，工厂主可以任意购置和支配土地，于是，工业越是发展，城市规模越大，环境也越是恶化。与此同时，城市土地的价值在大发展、大集中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利益，投机商的各种非法行为和城市规划的失序和失控，更加剧了各种社会弊病的发生，大量的“城市病”开始出现。
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渐渐地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出现了近代城市规划这门学科。政府开始着手改变混乱的管理秩序，加强和改善对城市的管理。19世纪末最初在普鲁士出现了以划定城市道路红线为主要形式的城市规划与控制，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概念，有人称其为近代城市规划重要的思想启蒙，在此之前的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改造等活动应是较早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规模实践活动。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经历过80年的城市改扩建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发展并掌握了许多客观规律，这时候，对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已经是顺理成章。于是。1933年，一个名为《雅典宪章》的历史性文件问世，这是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文件。时隔40年，《马丘比丘宣言》又于1977年发表，这个宣言在雅典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发展更深层次的经验，提出“修正城市功能分区的概念，创造一个综合性的多功能生活环境，有效地使用人力、土地和各项资源，解决城市与周围地区的发展协调关系，使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更加和谐。”等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城市发展与规划纲领，明确了现代城市规划的若干具体任务。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城市规划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较有影响的有：“卫星城镇理论”，“有机疏散”理论，“人口集聚力论”，“均衡生产力布局论”，“反功能主义理论”以及1987年出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予以肯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步发展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其中心：一是城市的发展应当重视整体协调，不只是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又忽视另外一个方面；二是城市各项资源和潜力并非可以无限量地使用，今天的使用要为明天的使用考虑其可能；三是要积极地挖掘潜在的资源，为不断发展服务。这两个理论在城市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上发展了现代城市规划学说，从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概括，提高了对城市现代化本质的认识，是当代城市规划学科重大的理论成果，体现出理性思维在城市规划领域占有的主导地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确立理性思维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主导地位是必须之选
国内城市规划的一些权威论著或教本中，一般都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业绩归功于我国古代的礼制或周易，将它们归纳于理性的范畴。不容否定的是，在我国历史上的城市规划，特别是都市规划中，礼制对当时社会各类建设活动的规范起到过严格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周易作为营建城市主要依据而长期沿用。但是，就当代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城市规划而言，这些都不能再简单地归纳成所谓的理性而传承。
对于“理性”的诠释，因中外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西方的语汇中，“理性”与“合理性”具有同样的意义。加拿大哲学家邦格（M.Bunge）曾从七个方面概括过他心目中的“合理性”：一是概念的合理性：使模糊（含混和不准确）最小化；二是逻辑的合理性：力求连贯一致（避免矛盾）；三是方法论的合理性：质疑（怀疑与批判）和证明（要求证据或事实，无论这些证据或事实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四是认识论的合理性：关心经验的支持，避免与科学技术知识不一致的臆断；五是本体论的合理性：采纳与同时代的科学技术知识相一致的世界观；六是价值观的合理性：力求达到可达到的并值得达到的目标；七是实践的合理性：采取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手段。
理性是现代城市规划思维方式的基石。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的规划在编制和执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缺少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导致一些地方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面临很多难题、甚至隐入某种困境的重要原因——尽管影响城市规划科学性、前瞻性、严肃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很多。因此，必须突出强调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充分确立理性思维的主导地位，逐步解决如今在城市规划中反映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调整我们过去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继续坚持 “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原则，用理性的思维去把握现代城市规划，用现代城市规划性的思维去研究规划与发展事业，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和法治的原则去处理城市规划与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用理性的方法去把握现代城市规划的各个环节。
近年来，江苏陆续派出一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发达国家学习和研修城市规划，这是开放之举，也是开明之举。在学习和总结西方城市规划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研究和借鉴西方好的制度和做法，其动机不言而喻。
要实现这个基本的目标，我觉得事关城市规划工作的各有关方面还要下力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努力：
首先，领导者要真正具备理性化地研究和指导城市规划的精神现实生活中“崇上、唯上”的传统文化在一些地方至今仍很盛行，“上有所好，下有所动”，“领导喜欢什么，我就捧什么。”“哪个大？我就听哪个的！”成了某些地方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把握官场人生的技巧，规划这门科学被此类“人才”修正成了“厨子的勾当”，领导喜好什么口味，我就做什么口味，端什么菜。我们的城市碰上这样的干部素质，城市规划工作还能有多少科学可言？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想让理性思维真正具有城市规划工作主导地位，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尤其要首先具有理性思维，这是第一关键。
其次，完善和落实好符合现代城市规划科学规律的各项制度讫今为止，我国在城市规划工作方面国家级的法律仅有一个1990年开始施
行的《城市规划法》，（注：本文发表后一年，国家新的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且非常原则，省一级一般也有一个深化这一法律的条例。但是，距离实现规范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有效的覆盖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这就难以避免城市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漏洞，在各种社会现象和利害关系调整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或漏洞会很体面地为“协调”与“获得”的利益游戏所利用。当然，仅仅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的制度还远远不够，更要在制度的执行方面下真功夫。
其三，切实克服当前城市规划编制、论证和审批中的非理性因素近二三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大幅提速，我国城市规划这门学科已经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热门，然而，讫今为止，我国仍处在调整和追赶的过程中，城市规划修编工作的一些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仍以很大的惯性在延续。城市规划的编制主要体现在对于未来状况一般层面上的描摹，尽管有国家现行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参数作为依据，不同阶段的规划编制更多的是依靠规划工作者自身的经验或是“灵感”，有时浪漫主义代还替了对合理性的推敲，艺术的手法代替了逻辑的推演，有的更是以图面表现效果的优劣为取舍。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城市规划如何体现其科学性？一些与城市规划密切关联的学科，如产业布局等未能进入城市规划的范畴，因此，也未能建立起互为融贯的关系。城市规划的论证和审定、批准，也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行制度的限定和程序过程中的缺陷，也让非理性因素得以自行其道，左右现实。这些都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从体系、体制上逐项完成调整。
其四，对城市规划管理、实施、监督体制和技术标准进行必要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新型社会模式，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各个层面不可避免地融入“全球化”范畴，城市规划这门自然科学学科也是这样。一方面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现实差距，一方面要尽快适应全球大趋势下新的基本国情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全面建设小康乃至初步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城市规划的理念、质量、效率及综合效益等方面都面临着非常紧迫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为此，我们必须更加认真、更加实际地去研究、采纳和引进世界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方面先进的、成功的、成熟的制度、方法和措施，对现行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相当高的层次上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国际的接轨，在规划工作的各个技术环节上保持一定效率的同时充分体现“民主与法治”，改变典型人治的现状。对现行的规划技术标准进行必要的修正，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好的贡献。
